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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日期:2011-04-27] 来源:  作者:王昌惠 [字体: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属于“弹指一挥间”的九十年历程里,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难关,夺取了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使建党初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社会黑暗、内忧外患、国弱家贫境地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百姓幸福的美好愿景;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迅速崛起的中国已发展成为极具国际影响力令当今世界赞叹瞩目的发展中强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依然是异常艰巨的,其路途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意识导向并决定行为的正误,思想决定事业的成败。科学的哲学思想是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发展历程,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理论,对其予以研究以指导现在和将来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笔者仅从哲学视角以下四个方面探索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中蕴涵的哲学思想。

一、“人本”哲学思想

“人本”与“官本”相对立。“官本”是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整个封建社会始终的为官思想,强调的是“官主民从”,为官者对待民是管和治,而民则只能是服管和服治,不可能有自己意愿、利益的表述权,更不可能有实现自己利益、意愿的机会。“人本”即是指“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发挥人的主导作用;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哲学理论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为指导,继承吸收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保民为要、利民为先、得民心者得天下等合理内核,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具体实践逐步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有着丰富内涵的建党治党、执政和治国哲学指导思想。

在建党治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出“立党为公”的治党理念。中国共产党从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及自身历史使命出发,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其谋利益,作为党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自己的生命线、根本工作路线。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执政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理念。具体体现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践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人本执政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践的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要素的“科学发展观”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思想(注: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相比较而言)以及在“十二五规划”中以过去所提的“国富民强”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提出的“民富国强”人本执政思想等。

在治国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是根据宪法规定的民族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组成整个国家机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摸索阶段(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雏形时期形态“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明确规定阶段(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929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并全面实行阶段(1954915,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至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断发展完善阶段。此项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情都是关系全局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实行合议制,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任何一个成员在决定问题时都只有一票,个人或少数人不能决定重大问题。越来越发展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治国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人本”哲学思想。

二、实践决定论哲学思想

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物质活动。认识指导实践,理论指导事业。理论是认识的高级形式,事业是实践的高级形式。认识和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有正确的反映,也有错误的反映。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能指导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促进事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错误的认识和理论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此认识和理论的驱使下,只能把实践引入歧途,阻碍事业发展,妨碍社会进步。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正确理论的指导。问题的核心是判断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目的、来源和发展动力,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无其他标准。毫无疑问,判断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正确的理论就是哲学范畴——真理,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建国初,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作出了与实际相悖的认识,且当错误认识与正确认识之间发生论争时,不是以实践而是以主观判断作为判定标准,致使错误认识愈演愈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但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急错误,甚至爆发了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是同样原因又犯了“两个凡是”的思想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重建事业遭受挫折。

1978年长达6个月之久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此正确认识的影响下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初期及起步阶段,我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亟待解决的主要是三大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计划、市场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与计划、市场的关系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截止1992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学说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在实践中已存在七十多年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没有明确解释。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往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作那里摘引一些言语,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在其发展道路上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开始一段时间还纠缠于是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但党的“十二大”之后,由于“两次学潮”及诸多因素引起政局动荡,加之变革中的苏联垮台和东欧变色,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持观望等待态度,一些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多起来。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对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要联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根本任务来进行判断。”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实践检验标准结合到改革开放事业中判断一切认识与理论是否正确的具体化标准。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一直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也使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列宁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到制定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商品、货币等思想,也仅仅是把市场作为手段和方法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借用“。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他明确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中性”的,不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从1979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这样的思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给予了正确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分析之,此理论源于社会主义实践并经受住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且在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已发展成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明亮的航标。所以,实践决定论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始终坚持的哲学指导思想。

三、生产力决定论哲学思想

马克思曾经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

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而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控制论、自动化等技术产生的可以说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社会。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结构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向前发展、经常变化更新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也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和发展方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时,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时,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所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通俗地讲,即是说,什么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就能解放并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什么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就会束缚并阻碍生产力发展,使经济社会缓慢发展或停滞发展甚至倒退。其要害问题是“是否适应”。衡量“是否适应”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看能否使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作用。具体讲有三个标准:能否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工具改进;能否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合理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一哲学思想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所检验,更是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实践所验证。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任务,使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被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所代替。新型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思想路线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并发展了生产力。但之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急于构建过“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束缚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核心要务,开创并发展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仅仅只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完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不断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使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水平,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显著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刻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生产力决定论哲学思想”为指导,不断制定出指导各项事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现在和将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必须以“生产力决定论哲学思想”为指导,才能取得更卓越的伟大成就。

四、客观决定论哲学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决定主观且不依赖于主观而独立存在;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和反作用于客观。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加之主观认识受社会历史条件、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主观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甚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促进作用,反之,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竭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即相统一、相一致,至关重要。其关键问题是怎样做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此问题,辨证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包括失败教训)才能逐步做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统一。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刚刚开始拨乱反正时,面临“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

客观决定论具体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就是要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作出主观判断,以形成指导实践的思想路线。主观判断与客观形势是否相符合直接影响思想路线是否正确,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败与进程。客观形势包括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

就国内形势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就国际形势而言,战后一系列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已争得了独立主权。战争与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被当作解决不可调和纷争的根本手段,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使和平成为人类共识。时代变了: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所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也就是说,在国际形势方面,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

基于对客观形势的上述正确判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大决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国内一些提法是“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国际形势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大举进攻。传统的应对措施就是国门关起来,坚守阵地。也是基于对客观形势的上述正确判断并坚定信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明确指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改革的步伐并未停下,反而更快,国门并未关上,反而比过去开得更大了。之后,中国持续的大发展足以说明当初的主观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当初的决策是伟大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未来漫长历程中,只有坚持科学的哲学思想,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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