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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于心的高考记忆

[日期:2016-07-06] 来源:县委宣传部  作者:吴启昌 [字体: ]

 

高考是座独木桥,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都想从独木桥上通过,然而,大多数人都从独木桥上掉了下来。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我们这代人,踏进小学校门牙牙学语,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便刮进了校园。十年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我们恰巧高中毕业碰上,历史就这样无情地给我们这代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童年是天真烂漫的,往事如浩瀚大海上阳光下五颜六色的浪花。时光荏苒岁月流逝,那些五颜六色的浪花如肥皂泡破灭,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学阶段,镌刻在脑海深处,记忆犹新的是学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尽管同学们都找不到老师的错误,但每个学生都必须写“大字报”批判自己的老师;学生整天不上课,却戴上红小兵袖套,扛着红旗去造反破“四旧”,砸文物古董;撬别人的祖坟。

踏进中学大门,白卷英雄被树为中学生学习的榜样,读书无用推荐上大学成为潮流,学生学工学农又学军。我们在雷波中学读高中时,学校办有玻璃厂,主要生产玻璃瓶和电灯泡,每个学生都要进厂劳动。学农则是到农村去帮助生产队春种和秋收;在乐水湖边“围海造田”;在杉树堡公社的荒山野岭修房子,开荒种地办小农场。为了学习解放军,我们高七五级一、二班的学生按连排班编制,途经汶水、溪洛米、永盛等地,进行一个星期的行军拉练。初中和高中读了四年述,若问学到了什么知识,脑海里一片空白。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们高中毕业,城镇毕业生便下乡插队当知青,农村学生则回乡当知青。我回到家乡,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够跳农门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推荐上大学,必须要与公社干部或者更高一级的干部有关系,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都与“当官”的无缘。母亲因当过村干部,文革中被划为“当权派”遭批斗,折磨加上悲愤填胸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是老实巴交,只会种地的平头百姓。我若指望被推荐上大学,就是指望天上掉馅饼。

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我与其他人不同的大概就是平时喜欢找书和报纸阅读。大约是在七七年十月,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而且考试时间就在两个月后的十二月份。按照招生大纲我完全符合报考条件。“我可以参加高考了。”看到消息的当天兴奋得彻夜难眠。兴奋之余转念想,高考考什么知识呢?尽管我刚高中毕业,但是,肚子里确实没有几滴墨水。

我们生产队也有几个下乡知青,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们全部回城找资料复习去了。我们临近的几个回乡同学在一起,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有的就是我们高中的课本《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语文课本全是大批判文章。即使县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一本复习资料。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开始进行。雷波的考场设在县城附近的几所中小学,我走进考场,除了我们同级毕业的同学外,几乎都是陌生的面孔。有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不惑之年的“大龄”考生,甚至有带着孩子的“妈妈”考生,年龄参差不齐。时间已过去快四十个春秋,考试的情景消失得无影无踪。

考完试回到家,亲人朋友问我能否考上大学,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刚进初中时,母亲就去世了。我是家中的长子,对是否上大学完全没有抱任何希望。心里想的是天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多挣工分,减轻家里的负担。突然,一天下午,生产队里一位在公社工作的干部到我家里通知我,叫我第二天赶到县医院去体检,他说我考上大学了。

我知道体检仅仅是考分上了体检线,要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踏进大学校门,路途还很遥远。第二天我赶到县城,果然看到贴在广告栏里的体检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的同学也有一些上了体检线。体检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科目不合格,最后一个科目体检后,医生还高兴地祝福我,叫我回家耐心地等待。

最难熬的就是等待。因为体检了身体,填报了志愿,感觉上大学已有六七成把握。我当时对汽车很感兴趣,所以志愿填报了两所交通大学的汽车专业。心里时不时幻想着进大学后,天天与汽车打交道的情景。遗憾的是等到第二年三月,好多体检了的考生都接到入学通知书上学去了,我却杳无音信。

我总是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结果过去了十个,二十个第二天,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并非我一个人。那年没有通知考生本人的考分,我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心想可能是自己的考分没有达到录取线罢了。后来从相关资料得知,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高考,仅仅录取了二十七点三万人,录取比例为二十九比一。我可能是二十七点三万后面那个名落孙山的人。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没有被录取,但上了体检线,说明我离大学的门已不遥远。我不但没有灰心,反而增强了第二年考上大学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七八年五月,雷波中学开办补习班,这对当时连复习资料都找不到一本的考生来说,实在是机会难得。然而,当我准备去参加补习班时,公社派驻在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却以春耕农忙为由,不准我们几个回乡知青去参加复习。那时十年动乱的余威还在,驻村工作队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没有看到我进补习班补习,他专门写了一张便条带给我,说他帮我交补习费,要我赶快去参加补习。我打听到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以生病为由,悄悄复习去了。我也如法炮制去找工作队干部请假。岂知我到了工作队办公室外,突然鼻子发痒,不一会儿鼻血就流了出来。“天助我也!”我心里一阵高兴。看到我鼻血长流,工作队干部没有说什么,准许我请假去治病。

请假时把流鼻血视为上天的恩赐,没有想到在雷波中学补习班补习后,鼻子不仅仅是发痒,而且是疼痛。只要鼻子疼痛,马上就要流鼻血。每次流鼻血堵也堵不住,老师同学都劝我去医院检查,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是患上了什么大病。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补习班去县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鼻腔里有一条大蚂蝗。医生说,可能是喝山沟沟里的生水,蚂蝗钻进鼻腔里去的。治疗的最好办法就是像农村群众套牛鼻子里的蚂蝗一样,将蚂蝗套出来。在我的家乡,黄牛水牛的鼻子里几乎都有蚂蝗,我们每个放牛娃儿,都会用一个小竹筒,一根马尾做一个工具套牛鼻子里的蚂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也必须像套牛鼻子里的蚂蝗一样,请人套出鼻腔里的蚂蝗。

我把补习班老师发的油印复习资料带回家复习,主要任务是要套出鼻腔里的蚂蝗。蚂蝗在鼻腔里主要吸食血液,人几天不喝水,然后端一碗水在鼻子前晃动,它就会从鼻腔里伸出头来找水喝,这时才能抢抓时机,迅速将它套出,稍有不慎便很难成功。套牛鼻子里的蚂蝗时,往往把牛拴在太阳下晒,直到牛鼻子里的蚂蝗“口干舌燥”伸出来找水喝时,放牛娃儿才抓住时机套出蚂蝗。

我虽然没有在太阳下晒,但是也忍着几天不喝水,等待蚂蝗伸出头来。可是狡猾的蚂蝗好像知道要消灭他,我三五天没有喝水,它也不伸出鼻腔外。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农说,用烟斗里的烟油能够把蚂蝗熏出来。结果老农把烟油塞进我鼻腔里,蚂蝗没有熏出来,我却被呛的上气不接下气。尽管想了许多办法,我被折磨了近两个月,最后还是像套牛鼻子里的蚂蝗一样,才把蚂蝗套了出来。

我鼻子里的蚂蝗套出来,鼻子不流血了,补习也结束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因为我没有参加补习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却鼓励我说:“你今年考上大学肯定没有问题。”

招生简章公布后,简章规定高中毕业生可以考中专。我觉得考上中专的把握大些,所以决定报考中专算了。班主任老师知道后,坚决反对我报考中专,但是,我的事情我做主,班主任老师也只好鼓励我好好考。

考试大概是在七月份进行的,至今难忘的是考完语文后,一位同学说:“这次作文题目出的太怪了,我们又没有去过越南,却要求给越南的难‘桥’写一封信。我写的是我们中国的难‘桥’,肯定要被扣分。”我差点笑喷,赶紧用手捂住嘴巴。作文题目是《给越南归国难侨的一封信》,“侨”与“桥”读音一样,形旁不同,意思则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平时喜欢看报纸和听生产队的广播,知道越南归国难侨是怎么一回事。我文章写的如何不知道,至少没有理解错误闹笑话。

考试成绩公布后,共考四科,我考了二百四十六分,当年一百三十分就上体检线,我高出体检线一百一十六分,在我们公社的考生中位居第二名。填报志愿时,我填报了五所州外中等专业学校,最后一所填的是凉山民族师范学校。

八月底九月初,考生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到九月底,那些成绩只有一百五六的考生都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仍然没有任何一点音信,难道上一年的悲剧又要重演?我在心里想。

录取通知书是从邮局寄来的,我弟弟在公社学校读书,我便叫他每天都去邮电所看有没有录取通知书寄来。

大概是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与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劳动。弟弟放学后没有回家,直接到地里找我。大老远就扯破喉咙高喊:“大哥,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当我从弟弟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社员们一下都围过来争着看。看到录取通知书是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发来的,大家都说当老师好,并竖起大拇指,七嘴八舌地称赞我是生产队凭真本事第一个考上学校的。我说应该感谢党中央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就不可能考上学校,更不可能走上工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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